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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2 南方日报
“这两年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上周末，著名作家莫言做客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开讲“文学照进人生”，一向平和的莫言在演讲开始就表达了对“中国的马尔克斯”这样一个尊称的“不高兴”，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又言辞犀利地批判高考作文判卷有“草菅人命”之嫌，这一番话引起了台下观众的热烈反响。
不过，在一顿猛批之后，莫言又把话兜了回来，“高考真是一个坏东西，但是没有高考更坏。所以有才华的孩子还是克制一些，老子先混进大学再说。”说完，莫言自己带头笑了起来。
正名：“我就是莫言，为何要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
在中国的作家里，莫言是被公认学马尔克斯学得最像的，没有之一，就连莫言自己也说，写《红高粱》时，开篇第一句话写来写去都像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前不久，在《百年孤独》中文版首发式上，莫言说当他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他被震撼了：“我为什么早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呢？如果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没准《百年孤独》我可以写了。因为戏法一旦捅破以后就很简单。”
即便是“简单的戏法”，马尔克斯也足以让像莫言这样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着迷。莫言说：“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了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我们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么也剩不下，因此中国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小说来，每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占据文学的一席之地，就要远远的绕开这两个人，我想这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但2005年在写作《生死疲劳》时，莫言决定不再躲避马尔克斯，“这个时候我彻底地放开了，我觉得躲他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都没写进去，我把脑子里面积累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用了东方的情节。”到《蛙》的时候，莫言干脆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物，回归到了读《百年孤独》之前的状态。“我搏斗了20年，终于可以离开它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马尔克斯曾经的“私塾弟子”莫言看着满街悬挂着的“中国的马尔克斯——— 莫言”这样的横幅时，第一次说出自己的“不高兴”：“我就是中国的莫言，为什么要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当年大家这么说我，我很得意的，这两年年龄大了，脾气也大了。”
自白：“我把自己当成罪人写，就像治病一样把疮疤切开”
回顾20多年的写作生涯，莫言说自己只干了两件事：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从《红高粱》开始，莫言笔下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反叛的意味，打鬼子的土匪、执行酷刑的刽子手，到最近的小说《蛙》时，一生坚持“计划生育”的妇产科医生却遭到村里人唾弃。在莫言的小说中，对与错、好与坏的界限是模煳的。
“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存在于老百姓的记忆里面的，真正的历史是在民间的。”当莫言说出这句话时，全场观众鼓掌。在莫言看来，“一面倒”和“高大全”都是很“笨”的写法，“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每个人就像一片落到大江大河里面的枯叶一样，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哪一朵浪花卷到哪里去。”莫言说，“现在写土匪抗战没有问题，写妓女抗战也没有问题，写国民党抗战也没有问题了”，但莫言之所以成为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莫言说作家应更多地将目光由世界转向自身，“一个作家假如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物，这个作家必须首先认识自己，首先应该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剖析，只有把自己分解明白了，才具备了描写别人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对笔下的人物宽容，“就像为自己治病一样，把疮疤切开，多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
批判：“高考这个庙里面年年有怨死的鬼，这也没有办法”
莫言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斗士，他是平和的，没有“笔墨当刀枪”的辛辣，甚至连叛逆也带着一丝狡黠的意味。但莫言说，“现实生活当中不断发现新的事件依然在刺激着我，也经常让我怒发冲冠，经常让我咬牙发狠，有的时候也让我悲痛欲绝，生活里面发生了种种事件，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一个作家的神经，这些都是写作的动力。”
在东莞的这次讲座中，当有观众提及高考作文的问题时，莫言“破例”辛辣了一回：“我对判零分的同学表示深深的同情，也对判卷的老师表示巨大的愤慨，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过度，如果我是判卷的老师，我肯定会给分数的，绝对不是零分。”莫言说，过去总认为判卷的老师是饱学鸿儒，都是有经验的，后来才发现自己的硕士生会被租去做判卷人员，“他们的认识比高考的孩子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在高考这个庙里面年年有怨死的鬼，这也没有办法。”莫言在演讲最后还劝有才华的孩子们在高考的时候克制一些，“你可以用甲骨文做一个作品，否则的话就克制一些，老子混进大学再说，别冒这个险。”
○对话
现在写不出《丰乳肥臀》了
南方日报：您的《蛙》入围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对这部作品获奖有信心吗？
莫言：《檀香刑》和《四拾壹炮》都入围过，《蛙》我就无所谓了，因为对作者来说，能否得奖是一件无法控制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得了奖也未必说明写得比以前好，你所有的作品只有这个写得最好所以得了奖？这个未必。你得了奖说明你比别的作家写得好？这也未必。真的不要过度关注。
南方日报：现在的创作状态和以前有何不同？
莫言：当年确实是有一股狂气，敢于无视、蔑视读者，我不管读者愿不愿意看，也不管批评家怎么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现在写的时候瞻前顾后，会想这样写是不是句子不通顺、不优美、不典雅，这个细节是不是过分刺激、有点丑陋，没有年轻时那么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再也写不出像《丰乳肥臀》、《红高粱》那个时期那样的作品。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现在还很难说。坏的方面就是写作的勇气少了，没有写作的创新精神了；好的方面肯定会写得更加规范，毛病更少。但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毛病，很可能就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是有毛病的，并且毛病很多。这没有办法，只能顺其自然了。（
《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作家倾情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或者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但命运多舛，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以及癫狂岁月下的官方权力话语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并不可抗拒的被裹挟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争夺和厮杀是在自己的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兵匪、战乱、流离颠簸、亲人死亡以及对单传的废人式儿子的担心、焦虑，而她在癫狂年代用胃袋偷磨坊食物的行为更是鸟儿吐哺的深情……
母亲是一种意象符号，是对他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时也涵盖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对民间苦难及其承受者的爱戴、同情和关怀。
内容简介
小说中通过母亲，含辛茹苦、艰难的抚育着一个又一个儿女，并且视上官金童为生命一般重要，其用意在于说明：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是第一本位的，“种”的繁衍生殖（即上官金童的重要与受宠）自然就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生命的承传、沿袭是人类赖以永恒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小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揭示了：人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美的主体、生命的承传、延续是当最受到礼赞的。没有生命的宇宙和世界，无论美与丑、纯洁与肮脏、卑鄙与高尚，都不再具有意义。所以我们才悟得了《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真正含义。小说或作者的深刻性也就在于将这个似简单又普泛深刻的道理蕴含在母亲率领儿女们的顽强的求生保种的生命过程中。
那么生命的创造者－－母亲无疑要受到尊敬与赞美。母亲是无私，是爱，是奉献，是生命的载体。对母亲由衷的尊敬与感恩，也表明 了人们对生命的终极崇拜和热爱。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作者的母性意识或说女性意识在小说中起着主导作用。创造社会历史的可能是男性为主，创造生命历史的，或说人类历史的却是母亲生命源初的女性。这里似乎既体现了作家的心灵深沉着的恋母情结，而上官金童，作为作家思想意识的化身，他对母乳的依恋--恋乳症，在这里也找到了情感的回答，它源出于作家本人的一种情结。
莫言小说的女性建构——《丰乳肥臀》读解
莫言是新时期一位风格独异、卓有建树的小说家，纵观他的小说，以其灵活多变的叙事、开放自如的结构、杂糅多样的语言、奇异超凡的感觉显示其个性化的风格。他建构了一个个充满生命张力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是对于传统的女性形象的颠覆，他通过自己所描绘的女性世界，重新叙述了历史，言说了历史中的女人。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力图重现女性身上的母性光辉，找回女性失落的历史与自我，这是在男权历史中被遮蔽的历史镜像，莫言将它真实而鲜明地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一、母系历史的书写
上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风起云涌之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母系谱系的梳理和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过往的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短暂的母系社会以后，女性生命的血脉被割断了，女性谱系的书写呈现为一片空白。女性作为人母，人妻，人女，虽有自己的姓名，然而是隐匿在父亲或丈夫的庞大家族谱系的角落里，看似有名，实则处于“无名”的状态，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实际是一部男性的文明史。随着“女人写女人”时代的到来，女性作家试图通过对女性血缘的重新清理，去寻找女性被割断的历史链条。在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中，我们发现，王安忆随着母亲的“茹”性追溯的母亲的族系，实则是一部母亲父姓的家族史，而非“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家族的历史。几千年的男性文明史，根本就没有一个按母亲姓氏排列的族谱顺序。王安忆的女性史梳理显然失败了。在女性作家追踪母系血缘深深失望的时候，莫言的《丰乳肥臀》则填补了这样的空白。在这个文本中，莫言以母亲上官鲁氏的血缘链接了母亲三代人的生命链条，在这里，传统的历史被改写了，他所叙述的再也不是男性英雄的历史，而是一部普通女性受 难的历史。男性家族的历史由于她法定丈夫的性无能而彻底断裂，上官鲁氏在借种中所生下的“杂种”儿女们彻底篡改了法定丈夫的家族血缘。父系家族不可避免地 走向解体，同时，由于她所借种的非法丈夫自始至终都未取得合法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儿女们的父系历史也不可能得到重建。事实上，在作者的叙述中，这些儿女们 真正的父亲是谁，只有母亲自己知道，其他人一概不知。重建父系家族没有任何可能，在作者的叙事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重建父系历史不仅没有可能，而且没有 必要，所需要的只是寻找一部母系家族的历史。虽然母系家族的历史不够悠久，但它远没有结束。在这个家族的谱系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有母亲，母亲是最权威的 家长，是这个家族的历史源头。莫言通过上官鲁氏所建立的家族谱系，颠覆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对历史的叙述方式。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不仅书写了母系血缘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肯定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将被男性遮蔽的历史真相呈现于我们的眼前，引领我们对人类历史文化进行深度的思考。《丰乳肥臀》几乎全景式地再现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而这段历史是通过“母亲”——上官鲁氏走过的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来建立和体现的。莫言用这一寓言形象，完整地见证了这个世纪的血色历史，而“母亲”无疑是“人民”的集合和化身。这一人物形象因此具有了结构和本体的双重意义：她既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是叙述者和见证人。莫言十 分匠心地将她塑造成了大地、人民和民间理念的化身。作为人民，母亲是20世纪中国苦难历史的真正的承受者和收藏者，她不但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女时 代，经历了被欺压被凌辱的青春岁月，还以她生养的众多儿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发生了众多的联系，因而也就被无法抗拒地裹卷进了 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由她来承受和包容一切的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痛失自己的儿女， 或自己身遭摧残。“母亲”在这里是一个关于“历史主体”的集合性的符号，她所承受的深渊般的苦难处境，代表了作家对这个世纪人民命运的概括和深切悲悯。
二、女性形象的重塑
莫言通过改变历史叙事方式而重述历史，与此同时莫言也通过改写女性形象而颠覆传统。莫言借助于《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这个女性形象，重新言说了历史中的女人，赋予她以崭新的意义，在这个女性形象的建构之上，表达了莫言反抗传统的先锋立场和女性意识，在女性建构的探索上比他同时期的女性文本更加深刻。
在莫言“家族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写作轨迹：即由男性神话的消解走向女性神话的膜拜。在《红高粱》中，“我爷爷”与“我奶奶”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是我所崇拜的。而《丰乳肥臀》是莫言献给母亲和大地的书，他在题记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在这个文本中，爷爷和父亲是以委琐、卑微、懦弱的形象出现的。丰乳肥臀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女性生殖力旺盛的标志，对丰乳肥臀的崇拜，自古有之，人类远古时代便有展示女性丰乳肥臀的雕像，这些雕像是孕育生命的女神造型，是人类对孕育生命女神的崇拜。莫言对丰乳肥臀的崇拜不仅是因为母亲的生殖力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更因为母爱与博爱相连。他在小说中有意采用神话的结构模式，直接套用耶稣出生的神话，马洛亚、上官鲁氏、上官金童分别与上帝、圣母、圣子相对应。莫言赋予了上官鲁氏极丰富的文化内涵，她既有传统价值尺度衡量下的许多女性美德，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个具有地母一样旺盛生命力的女人， 一生受尽苦难，然而忍辱负重，养育自己的儿孙，在动乱的年代，她想方设法让他们活下去，没有任何力量摧毁她的母爱，百年来，母亲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无怨无 悔地操持一切，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儿孙们对她并不都是敬爱，可是母亲不计一切地包容他们。在上官鲁氏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母性情怀，她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 力的象征，是历史的见证人，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上官鲁氏隐喻着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苦难历史。
莫言文本的意义不仅在于写出了动荡历史中女人韧性的生命力和宽博的母爱情怀，对母性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更具有文化意义的是在于他书写了女性身上的叛逆精神和自主意识。上官鲁氏对自己个体生命的主体把握上是任何传统的女人无法做到的。莫言以他笔下女性充满生命张力的身体叙事，颠覆了男权文化下的母亲形象，而莫言对 这些女人的热情讴歌正是他的一种叙事策略，表达他对传统和历史的蓄意反叛和颠覆。上官鲁氏嫁给了一个生命委顿没有生殖力的男人，在受尽婆婆和丈夫对她实施 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她大胆果敢地选择了一个个男人借种生子，表达了强悍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对传统的伦理和道德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对男性权威 和尊严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改写了传统的女性形象。
上官鲁氏的女儿们也个个显得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使得上官家族里，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了家庭
的支柱，而相形之下，上官父子在小说中显得猥琐、卑微，上官金童更是表现出自私、贪婪的恋乳情结。莫言通过上官金童心理上的自闭和个人中心主义以及对母亲的依赖性，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负面因袭，由于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对男权意识的维护和过分溺爱，使得民族的文化心理人格发生了心理畸变，男性在渐渐弱化，女性也异化为只有母性而缺乏妻性。鲁迅先生曾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这是鲁迅对中国女性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得出的结论，莫言的小说验证了这一点。究其原因，不仅由于男权文化的迫害，也有女性的叛逆与反抗。莫言的文本，通过女性闪耀于前，男性猥琐于后，形成了两性间的差异，改变了传统文本叙事特征，否定了漫长的男性(男权)中心文化的优越性。所以他的文本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用女性人格的辉煌反衬出男性的猥琐，《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寿喜、上官金童便是集男性精神萎靡之大成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身上体现出阴盛阳衰的生命痕迹，让我们反思几千年的中国男权文化的负面因袭，重现远古时代母性的辉煌，建立起更加和谐的两性关系，消除文化中的不合理因素。
总之，莫言赋 予母亲这个形象以多重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作为伟大的母性的化身，她是一切自然与生命力量的源泉，是和平、人 伦、正义和勇气的化身，她永远本能地反对战争和政治，因此她代表了民族历史最本源的部分；另一方面她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她是一切死亡与重 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她所操守的是宽容与人性，反对的是暴力和虚伪。她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叛逆和挣扎的女性苦难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无法容忍的野合、通奸、被强暴……但这一切并没有损害她的形象，通过文本的叙事和受难的经历反而更显示出她的坚韧与不朽的母性创造力，使她变成了“生殖女神”的化身。
莫言对母系历史的书写、女性形象的重塑和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显示了一个男性作家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度，作为异性书写，显得更为冷静和客观。所以，两性虽有不同的特质，但并不构成漠视与误解异性世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将男性作家排斥出女性书写的领域是狭隘的，共同作为人类群体的一部分，两性之间必有其相通之处。与此同时，即使是同一性别，面对同一世界，其理解和感受也会千差万别，莫言等男性作家参与的女性建构，他们以独特的笔触描绘的女性世界，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也给女性主义的建构提供了别样而深刻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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