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20
《高纬度战栗》是陆天明一部全新的极具突破性的“推理型”长篇反腐力作,在近年来所见的反腐题材和贴近现实的小说中都是难得的好作品。
故事发生在中俄边境被称为高纬度地区的一个叫陶里根的小城市。劳爷(劳东林)是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他是一级警督,出了名的刑侦专家,但他却出人意料地脱下警服,辞职去了陶里根盛唐公司任职,这让很多人不解,也让某些人惊慌——因为他实际上是去“秘密调查”曾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代省长的顾立源。省公安厅刑事侦查队支队长邵长水“秘密受命”去陶里根劝说劳爷重新归队。但当邵长水接近劳爷时,劳爷却意外地“被车撞死”了,临死前,他在邵长水的手掌心里写下了“阴谋”二字。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围绕刑侦总队侦破劳爷是意外“被车撞死”还是“谋杀”而一一展开。
邵长水在探案过程中,遇到一系列蹊跷之事:劳爷遗物被盗,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调查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似乎有幕后的黑手在操纵着这一切。
在这篇作品中,陆天明突破以往小说反腐倡廉的简单模式,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真正的社会根源,深入思考了“当代普通民众在为官者的腐败变质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并从当下社会生态与人类心态进入,深刻探讨领导干部的心路历程,反思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剖析了新一代年轻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心理变异,笔端直逼现实;作品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存在着面对人心的拷问,真实再现了人性层面上“当下无助”与“升华焦虑”的撞击,让读者在“高纬度”的背景下,体验人心的“战栗”!。
同时,这部小说充满紧张的气氛,文字极为老练、惊心动魄的侦破故事,扑朔迷离的推理情节,充满悬念的叙述技巧,绝对能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让人欲罢不能。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精彩之作。
作家陆天明继《省委书记》后,新近又推出一部长篇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接受记者采访时,陆天明感叹——
好的作品,是要让读者灵魂“战栗”起来
记:我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首先是觉得书名特别奇怪,“战栗”这个词,要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讯息呢?
陆:整个小说都在试图触及当代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区域,但也有些事情,会触及到
我们脆弱的神经,让我们处于战栗中。这个战栗不一定是因为害怕,也可能是因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强大的挫折。我希望在小说中,反映出当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希望我们过得更祥和,更纯真。
记:读者对您以前的作品,比如《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情节设置都非常熟悉,《高纬度战栗》这两部小说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叙述方式。整个故事是围绕一个案情展开的,由不同的知情人给读者讲故事,而故事中最大的腐败分子顾立源根本没有正面出现过,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模式呢?
陆:《大雪无痕》之后好几年,我再也没有写过反腐小说,也有读者问我是不是不写了,我那时候就回答,遇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题材,我一定还会写,但是我不想简单地重复自己。我对这部小说的期望,是不仅要非常好看,还要非常有文学性;要非常严肃,也要非常通俗;要非常大众化,也要非常有内涵。这样,不同层次的人才会都喜欢这个小说,都愿意读,而且愿意一口气读完。但是,能做到这六个“非常”,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是单纯的破案故事,那太多了,用不着我来写;我也不想重复简单的反腐类型,而是想有个突破。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破案剧”的外包装,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生活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带着读者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滚一遍。
记:我注意到,您在《高纬度战栗》中作品中塑造了劳东林和邵长水这两代刑侦人员的形象,他们各自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突出两代人的差异,这是不是您的一个写作目标?
陆:首先应该说,在写的时候,我没想很多功利的东西,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真实地写出这些在公安战线上工作的人的形象,我怎么感觉到的,我就怎么写。但我给了自己一个任务,在这部小说里,我要写出新一代人的形象,他们是完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他们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一代,邵长水就是这一代的代表。他们可能更多地会考虑到眼前的利益,活得更实在一些。但像劳东林这样的老一代,不管他是什么个性,但总有一些很理想化的、或者是别人觉得很虚的东西,在支撑着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喜欢想到更长远的东西。这两代人,我不做价值判断,因为这的确是当今中国两代人非常明显的特点。我又有我的态度,邵长水在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同时,他通过这个案子意识到,劳东水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业在触动他,让他跳出自己的利益,想得更多一些。
应该说,我自己也有点理想主义,我跟劳东林是同一代人,对他的活法,他的痛苦,他的坎坷,他顽强拼搏的精神,我有深刻的体会。我会写这样的小说,也就是像劳东林这样,想做一点事情,起一点我们该起的作用,我把自己心里面的很多东西,也放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关于“腐败”,每个人都应扪心省自问
我们的文学,脱离大众已太久了
记:我记得您在刚推出《省委书记》的时候曾说,为了熟悉省委书记的生活,您曾跟几个现任或退任的省级干部有过很多交流。在这部《高纬度战栗》中,从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甚至更小的派出所,您都写得非常逼真,请问这些经验从哪里来呢?
陆: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在在司法部门呆过一年,我天天到法院上班,跟着一个老法官,到监狱提犯人,开庭,每个程序都很了解。后来我还到一个派出所呆了三个月,去年还到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去下生活。小说里提到的警方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积累。
记:现在的很多反腐小说都在讲求“人性化”,即使是腐败的官员,也不会是生来就坏的。但我发现您在作品中更进了一步,你还提到在一个官员走向腐败的过程中,普通民众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很刺激读者的观点。
陆:我想从腐败产生的根源着手,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腐败。某些人品格的问题,体制不完善的问题,等等,都可能造成一批官员的堕落腐败,但是,我把根源又往里面挖了一些。中国腐败的产生,固然要痛恨这些堕落的官员,堕落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责一些,都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的腐败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坏人吗?不是,但是,出于不同的利益和动机,在保持公正、公平、正义的问题上,他们后退了。这是这种后退,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而这些后退,几乎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要忏悔、警觉、自问一下:我做了那样的人没有?我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怎么估价都不为过。我着重在这点上作了刻画,我确实有一种疗救的主观愿望,希望能有一些实在的效果。
文学应该回到人民当中去
记:如果让您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向读者介绍这本《高纬度战栗》,您会怎么说?
陆:这是我一部多年来就想写的作品,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也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小说。《苍天在上》我了五个半月,《大雪无痕》写了两个半月,《省委书记》连采访带写作用了一年,但《高纬度战栗》我写了快两年。这当中除了我妹妹陆星儿病逝,我基本就没离开过电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就写这本书。写到最后两三个月,就根本写不下去了,牙疼得整天出虚汗,一天吃两三次止疼药,就那么熬着,硬撑着写完的。
记:问您一个可能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问题:您以后还会写反腐小说吗?怎么写?
陆:写作肯定不能套一个既定的东西,它总是本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逐步地深入。今天我敢说,我说自己关于中国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感受和思考,都写进《高纬度战栗》里了。但是,只要社会生活在发展,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只要我还能够思考,还依然有热情、有激情、有使命感地去关注社会生活,我就一定能捕捉到这些更新的问题和答案,写出更新
的反腐作品来。
记: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发现您总是特别强调现实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为什么?
陆: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的文学观念,就是一定要趟出这样一条路来,让文学回到人民中间去。文学在中国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喜欢看。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文学只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我觉得,要写得好看,要让大家爱看,要把你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传导到小说中去,让大家产生共鸣,然后一起探讨怎么把社会建设得更好。
记者:首先表示祝贺!印象中,您的《省委书记》在圈内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不久,现在又推出一部38万字的“推理型”长篇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同样是反腐题材,它和《省委书记》的“同”与“不同”有哪些?
陆天明:对不起,《高纬度战栗》可能不止三十八万字。大概得有四十来万字吧,是我所有长篇中字数最多的一部。这应该算作它和《省委书记》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吧。(笑)严格说起来,《省委书记》其实不能算“反腐”作品。它只是写到了反腐而已。在今天的中国,写一个省委书记,很自然要写他是怎么反腐的。一个省委书记如果不抓反腐这项工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省委书记。但是,《省委书记》这本书主要还不是写这位书记是如何抓反腐的,主要还是写他在别的一些方面的生活工作情况的。所以,它不能算是“反腐小说”。但是《高纬度战栗》却是正经写反腐的。可以这么说,它从头到尾,每一个字、每个标点、每一个顿挫和每一个喘息的存在都是为了反腐,都在表现反腐。这应该算是它们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高纬度战栗》特别好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还有你提到的《省委书记》,都比较好看。但是这一回是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读来都喜欢,希望它能紧紧抓住所有读者的心。在这一点上,这一回我下了特别大的工夫。
记者:是吗?你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喜欢读它?
陆:你要是不信,不妨去读一读试试。如果读了头两页就不想读下去了,我包退还你书款。(笑)只要你读了头两页,我保证你一定想一直读到底。至于说到它和《省委书记》之间的“同”,我在《苍天在上》的“后记”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到今天为止,我(写的这几部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读它们,你就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这几句话,初初一听,也许会让你感到有点“虚”,但是等你读完了我的这部新小说,我相信,你会赞同我这个说法的。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特别贴近现实。可以这么说,我在《高纬度战栗》里几乎都写到了去年和今年发生的一些大事。
记者:所谓“推理”,可否理解成这部小说更注重故事的紧张、悬念和扑朔迷离?——一如当前书界热销的侦探、悬疑类小说?是否您也受此影响?
陆天明:你这里有两问。对你的第一问,我的回答是“是的”。因为这部新小说实际上它就是一部侦探和悬疑类小说。对第二问,好象就不能说得那么干脆和简单明了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当前热销什么无关。但和我几年来的一个创作意愿却是极有关
系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样一种小说:既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非常现实,又非常深刻;既非常通俗,又极有内涵。希望做到能让每一个读者对它都“欲罢不能,又掩卷深思”,希望它能参与到广大民众当下的生活变革中,起一点它能够起的和应该起的作用。
记者:您说了那么多的“通俗”、“大众”、“好读”,就不担心会降低它的文学品格吗?会被文学圈的同仁们“瞧不起”吗?
陆:哪些同仁?!什么样的“同仁”?!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脱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太久了,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阅读意愿也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回到亿万“下里巴人”手中去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成为这亿万“下里巴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必须看到,在这一点上,广大普通民众今天实在是太“贫乏”,太饥渴了。忽视这样一个最广大群体的阅读意愿和文学权利,必将后患无穷。同时,作为当代一个文学人,也应该自问,良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回写《高纬度战栗》我就写得非常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妹妹病重和去世,我就没有离开过电脑桌前一步。写到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剧烈的牙疼和虚汗一直在折磨着我,体力透支到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它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实现这样一种“兼顾”,真的是太难太难。绝对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贴近现实”和“通俗”“大众化”是一条人皆能为之的“名利场捷径”。太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相反,我现在倒有了这样一种体验:相比之下,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只去顾及他的那点“自我”和“个性”,倒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去“兼顾大众”并且又要创造和表达出另一种文学的和生存的意境,的确有点难。
记者:“反腐”这个词,在变化剧烈的新媒体时代,听来似乎已经“过去时”了——我的意思,在当今这个喧哗浮躁的年代,反腐已构不成大众注目的焦点(因为焦点太多?),您的这一部“反腐力作”如何做到突破?
陆:是啊,反腐反到今天,在人们的心里,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审视疲劳”和“感应麻木(迟钝)”了。但是,文学是不能仅仅为“新媒体”的关注而存在和发生的。不能要求写小说的都像做“超级女声”的那样去追求轰动效应和广告效应,那样就会失去文学的本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否定和贬低“超级女声”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当下人们是否就不再关心“反腐”这档子事了?不是吧。十年前,我们为“反腐”而惊呼,今天不惊呼了,这很正常。但必须看到,人们仍然关注着这档子事,仍为此而暗自揪心,这也是事实。这就像
对待“一日三餐”那样,人们不会为了“吃早饭”“吃午饭”而一再惊呼,但却又都在为怎么努力地去吃好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挣扎着。爱情和战争都写了几千年了。人们对此仍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反腐的问题,也将被人们长久地议论下去,关注下去。不说几千年吧,一千年、八百年,大概是肯定会的。
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的:《高纬度战栗》主要不是拿“反腐问题”吸引读者。它是“小说”。它努力着拿来吸引人的是它的“小说本质”:它在写人。写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它竭力地在表现一种意境,一种“当下无助”和“升华焦虑”之间的冲撞。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看,写反腐的作品千千万。但只有有数的几本是真正轰动了人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引起轰动的不是题材,(当然,题材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小说本质”。说白了,怎么把这一类小说做得真正像个小说,这就是突破口所在。仅就反腐这一点,《高纬度战栗》也力求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基础上做到有所深化。在“侦破和悬疑小说”的写法上,它也希望有自己的某种创新。至于它到底在反腐的哪一点上深化了,在“悬疑和侦破小说的写法上”又创新了哪一点,能不能允许我在这儿卖一点关子,留个悬念,请大家去读读小说,再来评价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深化和创新”。对此,我要说一句说过多少回的老话:“我现在忐忑地等待着,期待着”,等待着各位读者大佬们的“最后裁决”。
记者:您从写《苍天在上》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能不能不把当代性和文学性割裂开来?这里的‘当代性’不是简单指眼前的生活,而是指具有当代精神的,被当代民众所关注的现实。看中外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精彩再现。而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写现实写当代,就觉得这不是纯文学创作,文学性肯定不强……”如今这个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陆:当然还是个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儿?难道还有人在反对和阻止这样的写作吗?
陆:那当然是不会的了。十年前,写反腐,在政治上尚是一大禁忌。在文学圈,尤其在理论界,根本没人把这类作品当“作品”看。谁要接触社会问题,谁要贴近现实,那肯定就不“文学”了。《苍天在上》发表的时候,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陆天明,你觉得你这本书有艺术生命力吗?它有可能热三个月吗?这是十年前的事。再说这两年前的事。《省委书记》书出来后,出版社找到一家文艺理论刊物的人,请他们组织一次作品座谈。这刊物的主编立即拒绝说,这个作品我们不组织讨论。我们也不发评论文章。但过了几天,这位主编却拿了一堆《省委书记》找我签名,他要拿去送人。这真让我纳闷了。你说他瞧不起这部作品吧,为什么还要拿它去送人,还要找我来签名?说他瞧得起它吧,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评论它讨论它。我想,他还是感觉到了这类作品在当代的“热火”——所以他要拿它去送人;但他从心里又不愿意承认它是“文学”,是高品质的文学,所以又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组织讨论,为它张扬,怕由此会“辱没”了他的刊物在理论界的名声。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出在怎么认识文学和文学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是不能强求一致,也是强求不得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强求焦大和林黛玉喜欢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心中的文学向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掌握着关于文学性话语权的人拿他们心中的标准在强求一切。十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苍天在上》这样的玩意儿只能热三个月,以后就会销声匿迹不再会有人理会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它能‘热’。我只希望它能见读者,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一种呼喊,传达平民百姓心里的一种呼喊。即使喊出后,它马上得匿去,我也必定要喊。如果(写得)不痛不痒,只供人赏玩,虽然许诺能在被玩之中活个百年千年,我宁可不活这百年千年,也决不被(把)玩。”这个心情,现在依然是有的。所幸十年过去了,不断还有人在想到《苍天在上》,也不断有人在再版这部书和这样的书。我想关于文学性的争议会存在一千年。但对于有心于贴近现实、作用于当代的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去跟他们争论什么,而是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品味和现实意义,不管别人说什么,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写好自己的每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仍然是永远的当务之急。
记者:记得《省委书记》完稿时出版界打了一个多月的抢稿大战,后“花落”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有意推出你作品的上海几家出版社纷纷表示遗憾。现在这部新作终于“落户”上海,是否是你的有心?
陆:是的是的。这部新作“落户”上海,的确有还一笔感情债的想法。十年前,我的《苍天在上》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我和这部作品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上海要出版这部作品,还要演出它的话剧版,这个消息一传出,无疑对催生它的电视剧版,最后使它能进入千家万户,和亿万民众产生共鸣,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份情我是一直记着的。但中国那么大,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朋友又那么多,他们对我的帮助又都挺大的,真可谓旧债刚还,又欠新债。债债相连何时得了哦。我想,这“债”,大概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只有努力干下去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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