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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北电视台
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2日在衡山宾馆会见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向杨振宁夫妇一行来沪访问表示欢迎。
杨振宁教授是前天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杨振宁教授在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为上海各界人士作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科技”的专题报告。在会见时，习近平对杨振宁教授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表示敬意，并欢迎他经常来上海访问、讲学。
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会见时在座。
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不够快。那么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曾月丽：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敢于追求所爱，不管他的所爱是人，是事物，还是真理，他都能够放开胸怀地去拥抱，而且升华成乐观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绝对幸运的。
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今年84岁的杨振宁最近到新加坡访问，再度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身旁年轻的妻子翁帆让这股杨振宁旋风增添了不少的柔情蜜意。其实在杨振宁的人生旅途中，有三个重要的女性。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再一个就是翁帆了。
曾月丽：阔别新加坡十多年，杨振宁这次来访是为南洋理工大学的“杨振宁优秀生计划”主持推展仪式。
杨振宁和新加坡很早就结缘，1971年在当时的南洋大学举行了第一个公开讲座。80年代之后，杨振宁更多次来访，锋芒毕露。
杨振宁：物理学现象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许多美妙的地方。可是一个很美妙的东西，你如果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看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美妙。
曾月丽：杨振宁是在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写下了华人科学家对人类贡献的辉煌记录，这份殊荣与他一生相随。除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外，杨教授，你觉得你这一生当中最满足、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还有哪一些呢？
杨振宁：我是1922 年出生，那个时候中国虽然不是立刻就要灭亡了，可是困难很多。我七八岁的时候，日本把东三省给占据了。那么后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日本又要侵占整个华北，所以后来发生了抗战的事情。可是很多年以后，到了今天，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我想一个人到了晚年，能够看见他所最关心的一个文化、最关心的一个民族能够向兴旺的方向、向复兴的方向发展，是非常幸运的。
曾月丽：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数学家，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母亲在他四岁时就教他背诵古诗，抗战时带着杨振宁和他的弟妹逃难。（母亲）坚韧的性格对他在学术上的奋斗影响深远。
杨振宁：她出生的时候，清朝还没有灭亡。她事实上，小时候裹过脚。不过，后来到了民国时候放掉了。
可是她的脚已经变形了。所以她那个有人叫做“解放脚”。可是她的思维形式基本上是传统中国的。虽然后来她到美国去过，她在香港住过一些年。她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吃西餐不发生兴趣。可是后来她也很喜欢吃西餐。因为我母亲是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我很佩服她。
曾月丽：杨振宁没念完中学，16岁考进昆明西南联大学物理系。在简陋的校舍中，获得当时的优秀名师的指导。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奖学金，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 1949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家中餐馆，邂逅了国民党名将杜聿明的千金——杜致礼。第二年两人结婚，孕育了三个孩子。
杨振宁：杜致礼本来是念英国文学系的。她跟我结婚以后，曾经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事情。当时在高级进修学院，正在建立一个与电脑有关系的部门。她在里头做过很短的一个时候事情。后来生了孩子，她就没有再做事情。到了晚年，她曾经义务地在石溪教过一些时候中文。除了这些短的、暂时的事业，她的一生就是帮助我，家务事由她管。
曾月丽：90年代开始，杜致礼罹患血管瘤、痴呆症和帕金森（病）等疾病。她和杨振宁相伴40多年，最后几年在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中度过。
杨振宁：她后来到不能走路，要坐在轮椅里头。不过到了这个2003年夏天，她人就变得很弱。她这个脑子里头结构有些错误。所以先是她讲的话别人不懂，我还可以懂。后来她讲的我也不懂了。她过去的那一天，我跟孩子在屋子里头，她的眼睛闭着，后来在下午一点钟，我们觉得她呼吸的次数好像在放慢。最后就是很平静地不呼吸了。所以我想，她幸运的地方，是并不是非常痛苦地走。我想，如果我最后，也能不疼地、安静地在家里头像她这样离开，就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忘年恋情
曾月丽：杨振宁教授在82岁那年做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和28岁的翁帆结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祝福，也有人质疑。杨振宁说他自己根本没想到人们对他的第二段婚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关注。
2003年冬天，杨振宁从美国回返北京定居，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准备开始丧妻之后的晚年生活。没想到一封信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杨振宁：2004年初我到香港。唉，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她从广州寄到美国，我美国的秘书把它又转到香港。它上面是，因为我们好几年没通信了，她把她的电话写上了。所以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后来她来看我，以后我们交往了一些次，所以最后在2004年年底结婚的。
曾月丽：杨振宁口中的她就是11年前，他和妻子杜致礼到广东汕头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小姑娘——翁帆。那时的翁帆还只是汕头大学一年级学生。两人再度见面时，翁帆已经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虽然彼此两人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翁帆的出现对杨振宁犹如上天赐予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图为杨振宁与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及翁帆
杨振宁：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是实在十分幸运的。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当然一个人，结婚了很多年，年纪大了，配偶不在了，是非常孤独的。另外一方面，虽然翁帆也给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新闻记者说，说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了什么的，可我今天跟十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会不够快。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来了翁帆，有一个转变。
曾月丽：当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的。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含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曾月丽：当你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你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做这样的成为大家免不了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又是怎么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是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曾月丽：今年初，杨振宁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反驳文章，引起瞩目。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令他们动了气。
杨振宁：她是指了我们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非常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骂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整个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后来，她又有一个文章，我们就没有再理了。
图为杨振宁与翁帆
曾月丽：世俗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
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地方环境的接待。
翁帆：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还是有时候不习惯，比如说，这么多记者围着我们。
曾月丽：在你结婚之后，你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呢？
翁帆：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我的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开会。
曾月丽：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翁帆：我觉得我们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比较真。就是，我们不会很虚假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杨振宁：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了。当然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当然活到90 多岁的人现在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的话，我想五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曾月丽：受访那天，杨振宁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上衣，精神很好，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坦诚地面对提问，就像他坦然面对他自己的婚姻决定一样。一个敢于推翻科学定律的人，确实是有勇气去突破一切既定的观念，从而获得祝福。（本文摘自《人间重晚晴：杨振宁翁帆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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