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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29日 来源：人民网
拘捕张春桥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员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军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大熊”，陕西人。张春桥平时很喜欢这个警卫员，这个时候，他正在家乡休假，被张春桥突然招回了北京，外出时寸步不离。
张春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就带上“大熊”来到怀仁堂。二人刚走到门口时，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春迎上去，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
张春桥板着脸，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到了吗？”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年38岁
纪和春答：“到了，他们正在等你。”
于是，纪和春就引着张春桥朝里面走。
这时，“大熊”也跟在后面，想随张春桥一同进去。
门前的两名卫兵立刻将“大熊”拦住。
张春桥这时回过头来，有些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春回答说：“没有什么，首长们开会，随行人员按规定都在外面的大厅里休息。”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跟着纪和春进去。
当他们推开“会议室”的门时，从门后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在前大厅被拦住之后，就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他这时突然站了起来，就要朝里面走。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这几个人就要冲上去缴“大熊”腰上的手枪。
“大熊”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昔日警卫团里的熟人，此时“各为其主”，怒目相视。
如果双方发生枪战，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那位副团长对“大熊”大声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逮捕张春桥！”
这是令“大熊”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并将话筒递给“大熊”。
听完汪东兴电话后，“大熊”回答说：“是！我服从命令！”
“大熊”将攥在手中的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的大厅里，一场剑拔弩张的“警卫员之战”终于结束。
“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华国锋这时站起来，拿出一张“决定”来，对张春桥念道：“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张春桥听完后还想反抗，被纪和春上来给戴上了手铐，然后从后门将他押走。
历史老人总是这样及时地惩治邪恶，张扬正义！
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王洪文向妻子提出离婚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
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王洪文的发迹，完全是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栽培。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抓捕王洪文惊天动地
抓捕王洪文的时候，却不像江青那么容易。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
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
具体的抓捕，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
张春桥先到，很快就解决了。
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从一个既无安邦之策，又无治国之才的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洪文，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来。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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