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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在纽约:我们这一代也会承受痛苦

2020年5月8日 来源:凤凰网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社区的一家心理诊所实习。3月18日,我最后一次去诊所,因为纽约州长科莫要求,所有非关键职位都必须在家工作。那天我不敢坐地铁, Uber之前也有人确诊,我通过另一个出行软件Lyft打了车。

我全副武装,戴口罩、一次性手套和帽子,坐进车里,也有点儿怕,因为在美国戴口罩会被认为是有病的。司机应该是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裔的,比较淡定。他说刚看了一个中国抗疫的纪录片,你们干得很好。他觉得特朗普动作太慢,导致我们现在猝不及防。

我问他,你觉得纽约人能像我们一样,一夜之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不可能,因为纽约人有点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你越是要规定他怎么样,他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3月21日,我出去采购,路上人流量明显少了很多,但还是有车来往。我本来想去华人开的蛋糕店买点儿甜食,提高脑内多巴胺,让自己愉悦一点,却发现华人店铺基本上全都关了。我有个好朋友去了三家洗衣房,也都关门,她觉得真是活久见,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经历洗衣房关掉这种事。

我找到一家小店,买了一些土豆、南瓜和蔬菜。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居民,有拉美裔的,还有裹头巾的老太太,人们手里都拎着东西,这让我感觉生活还没有完全脱轨。只是走在路上,对面有人走过来,我跟他都会非常默契,我走左边,他走右边,以最快的速度擦肩而过。

这段时间,我时间感很模糊,觉得日子拉长了,世界的节奏慢了很多。在路上看到枯枝烂叶,我都会很认真地捡起闻一闻,感觉连狗屎的味道都有生命气息;看到朋友圈里国内的朋友晒奶茶的照片,我会想,奶茶是什么味道,我上次喝是什么时候?在家做饭,我连鸡蛋都打得很慢很慢,看着蛋液匀速打转。现在我可以体会二战时期那些犹太人的心态了,不管外面如何天翻地覆,只要能工作就继续工作,好像日子一切如常,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啊。

纽约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路上戴口罩的人还很少。华盛顿广场演奏的,遛狗的,在草坪上围坐野餐的,一切如常……问我的教授为啥纽约人感觉都很淡定?教授说只是看起来这样,其实大家还是害怕的。在实习机构见到拉美裔小女孩client,她说来的路上见有人打喷嚏,吓得撒腿就跑。

3月初,纽约还没几个病例的时候,我就开始戴口罩去上班了。一个前台的非裔女生看到我,很开心地跟我打招呼说Chen,you look good today!听到这句话,我如释重负。

那天早上,我戴着口罩、手套参加了打毛线小组,这是一个女性支持小组。我边上坐着一个非裔大姐,她很擅长打毛线,并认真地教我。那种感觉很舒服,人与人之间都相互信任。我不知道下次再如此跟人近距离的接触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知道以纽约地铁站的人流量和密度,确诊人数迟早会激增。

那一周,我还参加了一个愤怒控制小组。大家分享自己最近的状态,我说比较焦虑,说,I want to come back to China。一个非裔的阿姨当时就跟了一句,but it starts from China。当时我就好像被针刺了一下,心里百感交集。

我一个朋友,也是3月初就全副武装去上班,还拿了消毒水在办公室喷洒。她的病人都是高危群体,很多是HIV携带者,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毒品成瘾的,她觉得很恐慌。但她督导看到了就很不高兴。带组时她想戴口罩和手套,也被督导否决,说她这样做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你觉得身边人都一切如常,就只有你像热锅上的蚂蚁,感觉好像中国留学生跟纽约人有一种隔绝感,活在各自的平行世界中。

那天我在楼上望见楼下的大叔和猫,那一刻觉得好温柔。

后来我想,美国年轻人身上没有苦难记忆。一些年长的老师曾说过,美国这一代年轻人觉得美国是世界中心,对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漠然和钝感。美国人是从意大利疫情失控开始,才逐渐意识到有多严重。

从3月中旬开始,我逐渐听说身边有人确诊了。一个住在哥大国际学生宿舍楼的朋友告诉我,前天早上她接到学校邮件,宿舍楼里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因为感染去世了。

没想到新冠离我如此之近。那天我看到死亡人数时,想到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留学生,他是跟我一样年轻的呀。

学校还要求所有学生一周之内要搬走,哥大的朋友说她一下子就感觉到很抑郁,无处可去了。现在留学生真的是进退两难,回去基本都要辗转40多个小时,国内舆论也不欢迎。可能大众对留学生有一种想象,觉得有钱人才送出国,出国就是不爱国,现在娇气又想回国。但是像我身边的留学生并不是经济状况都很好,比如哥大的朋友搬出去就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一些HIV病人,一旦感染基本上是百分百的死亡率。还有一些病人住在地铁站里,可能人没了就没了,都不会成为确诊里面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些人是非法移民,虽然现在美国规定去医院不会查身份,但是他们先天就没有安全感,害怕被遣返,一定是能忍就忍。

我有一个病人是20岁出头的非裔女生,她有癫痫,过去两年多一直失业,住在收留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她父亲进过监狱,妈妈心智又像小孩。她还被哥哥性侵过。现在无家可归者已经有400多人感染,20多人死亡。奶奶看她可怜暂时收留了她。上周,我跟她视频,她躺在地板上看天,眼里空荡荡。她听到电话里,妈妈跟奶奶说:她一直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带病毒,不要管她了。她听了心如死灰。

她之前特别想离开纽约,去参加就业培训,找份工作,拥有自己的生活。但现在这些都不可能了。她感叹为什么在她人生中,每一次有动力想去改变的时候,会突然砸下一个东西,让她知道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还不如感染了,一了百了。对很多人来说,痛点可能不是这次疫情本身,而是她心里本来就有一些痛楚和恐惧,再次被激发出来,被放大了。

特殊时期会有更多人有心理危机,有人因为没办法出去工作,付不起房租情绪崩溃,有人被迫关在家里,被虐待和家暴……但心理咨询也是有瓶颈的,你需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起码的安全感,不需要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才有余力去探索内心真实的痛苦和创伤,去做恢复工作。

我们咨询师现在是通过视频咨询,学校也是改成线上上课,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很像《黑镜》里的场景,提前预演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特别想见到活的人。我上次见到好朋友是3月10日,那时她已经在家闷10天了。她本来不喜欢跟人肢体接触,但那天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走的时候也是抱了一下。回想3月初,我还跟另一个好友去林肯中心看演唱会,一周去了两次火锅店,当时我还问她,这会不会是末世狂欢?

3月12日,小组艺术治疗时,在健康中心工作的大姐画了个口罩面具,她说,每天上班会念叨“不可怕,不可怕”,这才不会恐慌发作。西裔大叔client淡定地对我说:我不担心。恐惧?早在9·11困在双子塔时就用尽了。

3月中旬,我跟我督导说:我很害怕,可不可以一周来一次机构?她就有点儿激动:你没啥好担心的,你很健康。她以前出过车祸,下半身瘫痪,一直都是坐轮椅,呼吸道也有一些问题,是有基础病的高危群体。她跟我说,他男朋友是做游戏设计的程序员,这段时间已经在家办公,但他一直很恐慌焦虑,搞得她也很焦虑,有一天她当着对方的面爆发,大哭了起来,说她才是面临危险最多的人。我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脆弱,情绪都徘徊在边缘。

后来我去学校,跟一个亚裔咨询师聊天,我说:“我觉得自己虽然学这个专业,但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他就跟我说:It is ok not being ok.我当时就想,是啊,我可以接纳自己不ok,我不需要自己永远活得快乐。

现在纽约州疫情已经很严重,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26万,当然检测量就足够大。美国是联邦制,每个州各自为战,美国大部分医院也都是私人医院,很难做到一声令下,其它州的医院全部来救援。但之前纽约州长向社会求援,几万纽约退休医务人员很快响应,不管自己年纪多大,风险多高。也有很多其它州的医务人员——包括有医学背景的退伍军人过来支援。

现在大家对纽约州长的评价挺高的,在特殊时期我们心理上会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持续做很多事情,包括到访各地、慰问医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知道你们都很累,我也很累,可是想想前线救援的警察、医生,他们都没有这种奢侈说累。

但目前的居家隔离是有在线办公条件的人的特权,还有很多人是必须坐地铁去上班的,像在布朗克斯有很多拉美裔的美国人,他们主要是从事餐饮、超市收银员和外卖一类的工作。做这些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我之前去过一些拉美裔朋友租住的房子,地方很小,也没办法做到一人一间的隔离。现在美国感染比例最高的也是拉美裔和非裔。

3月中旬,我在家里憋得太慌了,就全副武装地去我家边上的海港跑步,边跑步边听着几年前在乌干达录制的音频,当时我去采访记录乌干达内战受害者——儿童兵和做过性奴的女孩的故事。听到音频中我的声音,感觉离现在的自己特别遥远。当年那个讲着别人的故事的小姑娘是多么天真,她没有经历过任何伤痛,也没有体会过任何限制,她从来就没有对别人真正感同身受过,只是以为自己特别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最近这两个多月来,从国内开始,再到美国,我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以前,我的梦想是去做无国界医生,做战后心理危机和创伤的国际援助。但现在想想,这是不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真实的我到底能否承受得起?

去年暑期,我参加了国际医疗队(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的心理援助小组,去了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我跟一个叙利亚朋友住在一起,她告诉我,她家以前是城市中产,她正常地读书,做老师。突然之间战争爆发,她全家人都徒步去伊拉克避难,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叙利亚难民营,摄于2019年。

叙利亚难民营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建立起来的,都是一家好几口人,大人和4、5个小孩,一起挤在很小的板房里。一旦发现确诊,是无处隔离的。幸好现在难民中还没有发现确诊病例。

3月中旬,我跟约旦同事聊天,她说感觉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你找不到敌人。现在她也撤出来了,很多线下服务无法进行,国际志愿者没法进去,国际社会对他们支援的资金也很可能会削减。难民跟外界的连接又中断了,重新回到自我隔绝的状态。这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开始能体会当时遇到的叙利亚难民的一些感受了。我出国读书,看世界,去一些发展中国家记录别人的痛苦,都是一种特权啊。我不用像当地住在难民营的人一样别无选择,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今时今日我无法逃离,所有的生活都已停摆。

想起2012年,我在北京实习时,有天晚上下暴雨,加班到很晚才出来。我步行回家,水淹没了膝盖,手机屏幕也不小心摔碎了。后来我跟一个姐姐说,这是我人生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风暴,她当时就笑了:你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多。

现在想想,真的恍如隔世。今年2月,看到派往武汉的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团队,我就有一股冲动,想等疫情结束后回国做心理援助,但现在看是不可能了。我在纽约待了四年多,以前只是觉得自己是个短暂的过客。但这段日子,当你和这里的人共患难时,就有了归属感。我是这儿的一分子,我要先安顿好自己,安顿好身边绝望的病人。

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医院,最近时不时就有救护车经过,频繁的时候10分钟就有一班。每次听到“嘟嘟”的声音,我就会想,是谁又在承受家破人亡的伤痛?

从4月3日开始,美国疾控中心才开始修改规定,建议民众戴口罩。4月15日,纽约州长计划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我知道美国其实缺口罩,开始陆续发邮件和短信问老师和其它族裔的同学是否缺口罩,给需要的人寄了一些。

一个80多岁的犹太人爷爷是我们职场咨询课的老师,他平时上课经常戴着一顶小圆帽,是很可爱幽默的老头儿。他收到我的邮件非常欣慰。他告诉我,儿子感染新冠了,妻子刚做过脑瘤手术,还在恢复中。他说自己关注到现在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历史创伤的犹太人,他能体会那种感受,希望一切会变好,糟糕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但我们看到,历史总是重复。短短两个多月,你眼睁睁看着相似的悲剧在全世界各地迅速反复重演。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疫情中心,全美确诊数字已经超过80万,纽约州超过20万。

4月12日,特殊的居家生日,啤酒烤鸡+樱桃蛋糕+梅子味奶茶。过去几年的生日愿望都是追梦,今年我希望能更加理解自己,更加有烟火气,不拒绝生活给我的功课,包括生存的挣扎。

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承受痛苦,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阶层。纽约州长说,这场疫情对年轻一代是一次重生,你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我想,在灾难面前,到底什么是我们个人的道德义务,什么是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下一次大浪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做才不会如此惶恐?多年以后,我又会如何去看当下这段经历?

过去十年,我都是处于十分理想主义高歌猛进的状态,渴望过一种自由自在、异于主流、抵抗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收集很多的故事去理解人性,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回头想,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人与人的情感和关系,那些连接的瞬间,让我觉得我们都是人,而不再是中东人,非洲人,美国人,中国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可以无国界互相支撑,彼此理解和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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