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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3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结婚13年，分居13年，“我妈说都是因为婚前跟人发生关系”，如何走出一段本不该开启的婚姻？父母的婚姻状态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不该开启的婚姻
许萌是在想要自杀时才想到去找心理咨询求助的。有一段时间，她总想着去死，可她又担心孩子没人照顾，就想着要不要把孩子一起带走。她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又不好意思去看心理医生，就给自己抱了个心理咨询的培训班。在第一节课上，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来上这个课程？”轮到许萌回答的时候，她号啕大哭，话也说得断断续续的，十几年来的所有委屈都在那一瞬间爆发了。“我觉得自己顿时找到了出口。人的喜怒哀乐，都需要有个情绪出口。我第一节课就在班上出名了。”
许萌是在今年5月离婚的。她39岁，步入婚姻13年。她和丈夫从结婚开始，就一直分开居住。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像别的夫妻一样温温馨馨过日子。事实上这是一段不该开启的婚姻。许萌生活在北方一个省会城市，父母都是军队转业的干部，从小对她要求非常严格。在许萌的痛苦记忆里，父母为她树立的标准就是“完美的人”，为了符合这个规定，她必须要成绩最好、最守规矩。帮助父母维持这个标准的是家里扫床的扫帚，小时候只要她没考好或者晚上8点前都没回家，父母会用扫帚打她的脸，说“学习不好就是不要脸”。挨了打之后，许萌就得带着伤痕去上学。“你知道他们是爱你的，这种爱很具体。他们没把你当一个人看，而是当成一种附属品。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和话语都是正确的，你就执行就行了。”
许萌和前夫同读一所医学院，那时，已经硕士毕业的许萌去给前夫所在的博士班讲一些课。刚认识时，许萌发现前夫和自己很多观念和经历相同，许萌说自己没谈过恋爱，前夫也这样说；许萌说一旦牵手一个人就要白头到老，前夫也是这样的想法。许萌觉得自己幸运，碰到了这样一个人。但后来她发现，前夫对她的迎合只不过是因为她所在的岗位。许萌所在的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许萌在项目管理岗，对于医院进人有很大的决策权。
前夫在正式入职医院后，对许萌就有些冷落，不想关系再进行下去。许萌接受不了，虽然她也发现两个人在观念和性格上不合适，但两人已经发生了关系。她特别害怕，父母从小告诉她，对于女孩来讲，贞操最重要，她不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不能允许我跟一个男人上床之后，却没有结婚。我从小那么努力那么优秀，我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她更怕的是父母的眼光，她害怕父母知道之后会对她辱骂、责打。在争吵起不到作用之后，许萌尝试自杀，以此将前夫逼进了婚姻。
这场一开始就自带不幸色彩的婚姻开启之后，前夫迅速出国交流，回来之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两个人的住处只相差十几分钟的路程。两人既不交流，也很少有性生活。许萌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否定。她其实长相很不错，读书时还参加过当地的模特大赛，拿过第三名的成绩。婚姻里的挣扎让她开始寄托于食物，体重一度达到了200多斤。父母发现了她的不对劲，再三逼问，才知道她结婚竟是这样的过程，不仅没给他安慰，反而指责她“不自爱”，“我妈说一切的根源都因为我婚前跟人发生了关系，说我活该承担”。
这些不理解，让许萌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根本不敢有哪怕一丝离婚的念头。后来孩子出生了，前夫也不管，觉得自己没有义务。许萌的父母帮忙带着孩子，母亲又将所有的事情的根源指向许萌的婚前性行为，“如果不是你，我们就不会这么累，早就痛痛快快过退休的闲暇日子了，现在还要把时间全耗在你身上”。在学习心理课程的过程中，许萌一直在学着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家庭和父母的态度，但她依然很难下决心从婚姻中走出来，她觉得父母肯定会指着她骂“不争气”“中年失婚妇女”，后来证明也的确如此。
事实上，直到去年体检检查出癌前病变，许萌才下决心要跟丈夫离婚。她躺在病床上，想着儿子和父母。“我当时想我爸我妈还没有送走，儿子还没长大，我不能再这个样子，我必须要重新开始。”许萌说，人只有面对生死的时候，才可能会冷静看待自己，“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许萌重新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与丈夫离婚，“我必须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否则永远可能开始不了”。
结婚13年，分居13年，“我妈说都是因为婚前跟人发生关系”，如何走出一段本不该开启的婚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金海 摄）
湖面下的坚冰
尽管只是报了一个心理培训班，但跟许多人相比，许萌能够想到求助于心理咨询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李松蔚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告诉我，一般来做婚姻咨询的人，其实都是尝试了很多挽回的方法无效后，他们才会来求救。即使来了，人们也不会一开始就谈婚姻里的问题，他们会讲自己的性格，讲孩子，甚至讲到对方有外遇，但基本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婚姻有问题。“这些内容背后都是在谈自己的婚姻关系。我们的文化不鼓励把婚姻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中国的文化里，婚姻可以感情平淡，可以吵架、出轨，可以没有性生活，就是不能离婚，因为离婚对孩子不好，对自己影响不好，也有的担心父母在街坊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
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的家庭治疗室内，会有很多夫妻来寻求帮助，几乎没有人是因为婚姻问题而来的。他们往往很焦急地问赵芳：“我的孩子有网瘾，我的孩子叛逆不上学应该怎么办？”然而，经过分析之后，赵芳发现，孩子其实只是父母婚姻的一个症状表现，问题的根结还在父母。赵芳说，比如那个有网瘾的孩子，实际上是因为父母两人关系冷漠，在教育孩子上理念又不一致，经常会让孩子两头为难，就会去虚拟世界寻求安慰。
赵芳的治疗室还来过一个男生，对方在赵芳面前很痛苦，他觉得自己很糟糕，没有本事，帮不到母亲。在咨询的过程中，赵芳才知道，男生的母亲从小被过继给他人，寄人篱下的日子很苦，好不容易结婚嫁人，老公却非常糟糕，还伴有家庭暴力。“等儿子出生后，母亲把所有的情感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会告诉他自己一生很惨，这辈子只能靠儿子了，就像一个紧箍咒，把儿子压垮了。”赵芳说自己最后对男生说了一句话：“你母亲的问题不是你的错。”“家庭是一个整体，孩子的问题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父母不做出变化，孩子的状况也很难变化的。”
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即使在不少的看似美满的婚姻里，平静下面往往也会隐藏一块坚冰。一直到了“美满婚姻课堂”上，怡然才敢和老公进行孩子出生后的一次吵架。“美满婚姻课堂”是英国夫妇尼奇·李和希拉·李夫妇开设的婚姻课程，主要是想帮助夫妻在婚后建立稳固持久的婚姻。这个课程开设的初衷是面向那些结婚5年内，婚姻还处在上升期的夫妻。但在中国，情况有些变化，年龄跨度比较大，有新婚夫妻，也有结婚四五十年的夫妻；有还在蜜月期的夫妻，也有面临危机的夫妻。李隽楠和先生是美满婚姻课程中国区的带领人。最初，李隽楠也是以学生的身份报名参加到课堂中去，在那场课上，她发现原来大家在婚姻中都面临着各色各样的问题，缺乏具体的指导，所以就把课程引到了中国。
李隽楠会在婚姻课上设置很多的问题，夫妻双方围绕问题坦诚沟通，她设定了一个前提，一方讲话的时候，另一方不许插嘴，同时要在对方讲完后把话复述出来。这往往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等不及对方说完，一方就着急去否定；一种则是复述的时候完全不是对方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在夫妻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看着像在沟通，其实并不是有效果的。这个场域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的空间，让沟通和了解真正发生。”李隽楠说。
在婚姻课上，来访者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相处时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当时怡然和老公都沉默了。他们都知道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但事情发生后两个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有触碰。事情发生在儿子出生以后，怡然的公公婆婆来帮忙带孩子，在育儿上，怡然与公婆整天都在矛盾中混战着，比如怡然认为孩子母乳四个月期间不用喂水，不然对小孩子肾的发育不好，怡然的婆婆怕孩子渴着，就在客厅里偷偷喂，结果孩子被呛到，怡然就很生气。促进矛盾扩大化的，是在孩子跟谁睡的问题上，怡然希望孩子跟自己睡，可公公婆婆听到孩子哭声就不愿意，非要抱回去。怡然不给，公公婆婆就在门口守着。这一次，怡然忍不住了，跟婆婆大吵了起来，甚至说了重话——怡然是北京姑娘，老公来自小城市，双方其实一直消费习惯上会有矛盾的地方，怡然戳向了这里。虽然后来她还是跟公婆道了歉，不过这个事情就像一根被按下去的针，尽管谁都当它不在，它依然在那里戳着。
与公婆的矛盾，让怡然感受到了老公夹在父母跟她之间的无助。有一天她醒来，发现老公在哭，家里的小狗在旁边呜呜地陪着他。她觉得如果不消除这个矛盾，后面会严重影响她跟老公的关系，但她又不知怎么表达，就报名了婚姻课。“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不是一下子跌落谷底，而是慢慢的。但并不是每次吵架我们都有勇气去说对不起，去摘掉那根刺，婚姻课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合，有氛围、助推力，帮助了我们说出埋藏在心里的话。每个人在婚姻中都是需要帮助的，但我们从小到大都没人教我们怎么谈恋爱，结婚后应该怎么做。你在课堂上还能够看到别的夫妻的相处模式，会发现其实我们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好。”怡然的老公郑培源告诉本刊。
李隽楠的婚姻课已经进行到第16期，她说有些时候一方想到婚姻课求助时，已经太晚，在婚姻中消耗得太多，另一方已经没有力量过来了，而这个课堂需要两个人一起。她也会觉得有些无力。李隽楠提到课堂上遇到的一对夫妻，两个人都非常优秀，工作稳定。两人的矛盾是因为跟父母一起住。男方的父母要求严格，连鞋子的摆放都需要一个角度，儿媳妇接受不了，要求搬回自己的小家。在一次次的逼迫下，男方去跟父母表达了女生的想法，父母勃然大怒，觉得男生是不孝顺才提出这样的想法。女生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在这个家庭里越来越痛苦。她开始对老公变得冷冰冰，即使是对方一些善意的提议，她都会带有情绪。后来，她发现老公出轨了，两人最终选择了离婚。
女生在课上跟李隽楠讲过自己的故事。她说自己从小父母关系就不好，以至于冷战十几年都不说话。女孩记得，她最幸福的事情是学龄前和父母两人一起躺在床上说话的情景。所以，读大学的时候，女方千方百计想要离开家远点，结婚之后也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与公婆一起生活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其实男生也是因为从小被爷爷奶奶带大，他的父母太渴望和他们一起，去弥补过去失去的。所以他很难选，如果双方能够好好沟通，是可以避免的。”
结婚13年，分居13年，“我妈说都是因为婚前跟人发生关系”，如何走出一段本不该开启的婚姻？李隽楠与丈夫龚炯一起开办婚姻课
更多的选择
相比于以往，婚姻的维持仿佛变得越来越困难。2018年，全国离婚登记人数增长为380万对，离婚率实现了15年连续上升。当年，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达到了38%。“离婚率升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婚姻有了更多元的要求，过去人们的结合只是搭伴过日子，现在则不是这个样子。”在李松蔚看来，某种程度上离婚率的上升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说明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就像现在辞职率比以前高了许多，我们不会说不健康，我们会说年轻人有想法、有追求，不再只是想找到一份工作而已”。
2004年，美国家庭社会学领域学者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在他的文章《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中对美国人婚姻变迁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美国婚姻意义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婚姻是以制度化婚姻为主，此阶段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更多是服从传统以及传宗接代的需要。第二阶段则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婚姻的意义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婚姻逐渐从一种制度化的关系变成了一种陪伴式的关系。这个时候，人们强调的是夫妻双方不仅是彼此的恋人，也应该是彼此最好的朋友。第三阶段则出现在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婚姻的满意程度更多取决于自己在婚姻里有没有成长。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发展成一个独立有成就感的自我，而不应该仅仅是为了你的配偶或者家庭牺牲你自己。“这些变化都是跟社会进程密切相关的，以前人们的婚姻其实也有许多问题，但没有办法选择，只能待在不舒服的婚姻中间，现在则不一样，我不是必须留在婚姻中，甚至我不一定需要婚姻这种形式。”赵芳告诉本刊记者。
朱耀萍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上海浦东新区民政局做婚姻指导服务。她告诉我，在以往的婚姻中，女性也会感受到不舒服，只是没有渠道可以解答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大家想找人去聊聊为什么自己会那么难受，但往往得到的是‘你包容一下’‘接纳一下’这样的答案。词汇都懂，但怎么做我是不知道的，现在就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做了。”在朱耀萍的咨询室里，曾经碰到一个女性，一直觉得自己在婚姻中受了委屈，刚开始是丈夫追她，对她非常好，等成功以后一切都反了过来，她要帮男生准备早餐、洗衣服，后来男生一直不提结婚她就追着男生结婚，对方连彩礼都没给。“女生是名校硕士毕业，男生只是一个大专生，乍一看女生是强势的，但其实她由于小时候经历的问题，一直处于低自尊的状态，加上婆婆怕儿子吃亏，也一直给她施压。”朱耀萍要做的就是帮她树立起自己的自尊，告诉她如何去面对自己的需求，她自己又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应对。
李松蔚告诉本刊，婚姻咨询中，来的人多是以女性为主，只有一种模式下，男生才会出现，即被女性拽着来一起面对问题。李松蔚说，这并不是说女性感受痛苦的能力比男性强，而是在婚姻中，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她们比以前更愿意走出不适区。“即使到现在，在婚姻中，男生还是受益方或者受益更多的一方。”
结婚13年，分居13年，“我妈说都是因为婚前跟人发生关系”，如何走出一段本不该开启的婚姻？朱耀萍在上海浦东新区民政局做婚姻指导服务（金海 摄）
这是有着科学依据的。2006年，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教授斯特凡·费尔德研究小组在对欧洲各国超过10万名居民生活开展跟踪调查后，科学家发现，婚姻使每名男性增寿1.7年，但女性的平均寿命将因婚姻而减少1.4年。研究报告分析说，家庭工作和事业的双重角色是女性在结婚后减寿的主要原因之一。费尔德说，女性在婚后会倾向于适应配偶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婚姻对男女性造成不同影响的原因之一。比如，单身人群中，女性烟民比男性少得多，因此许多没有吸烟习惯的女性会嫁给男性烟民。结婚后，女性往往会被配偶“同化”成烟民，或者经常处于被动吸烟状态，健康受到影响。“处在舒适区的男性，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变动的。”李松蔚说。
在努力两年之后，王丹终于结束了老公对她颐指气使的婚姻。在与前夫认识前，王丹刚刚结束一段被劈腿的恋爱关系，所以当做事礼貌得体、能说会道、高高壮壮的前夫出现时，她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前夫的家庭看着也非常和睦。可是结婚后，她发现，公公婆婆的生活几乎与他们二人绑在了一起。前夫在邻近的县里当公务员，每到周末才回，本来是两个人相聚的日子，公公婆婆一定也会跟着过来。这时王丹才发现三个人特别懒，全等着她做饭、刷锅、洗碗，三个人则光着脚丫坐在沙发上。王丹觉得憋屈，跟前夫抱怨，结果反而引起了公婆的愤怒，不仅连被子也不叠了，还指责她总是加班。有一次她在墙上贴了几张卡通画，公公马上就发火，说房子和装修都是他掏钱的；后来更甚，老两口会去翻她的东西。有一次他们出去旅游，直接将她皮箱里的东西全部倒在房间里，就走了。离婚之后，王丹躺在床上总是不想起来，窗帘也不想拉，总觉得心里在发抖，她去看心理医生，却觉得讲了半天也没有作用，最终只能靠自己慢慢进行疗愈。
“做婚姻类咨询必须要有足够的经验，要能够戳到人家内心深处，启发别人去思考，如果你一直在某个层面兜圈子，兜了20分钟，对方会觉得没有效果。”朱耀萍说，在国外有非常完善的婚姻辅导咨询服务体系，比如说，结婚之前会有婚前辅导，会帮助两个人正确认识婚姻，看双方对婚姻的期待以及价值观是否匹配，以及要结婚，两个人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很少会有中国这样的闪婚闪离现象。
“从婚前辅导到婚姻辅导再到家庭治疗，很多内容实际上应该是预防性的工作，帮助家庭更好地发展，而不是等有创伤的时候再做治疗。”赵芳同时也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家庭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正在做一些专业团队下社区的工作。“在治疗室，我们有时是等不到人的，我们来到社区，告诉人们，我们就在你身边，服务是可及的，我们能帮你解决问题。”“有些人做过干预之后，也会看到自己在婚姻中的很多问题，但如果回去两个人日常相处的模式不改变的话，还是会出问题的。”朱耀萍提到，有一对夫妻，零零落落做了几次咨询服务，时间跨度三年，最终才走到了比较好的方向。
在结婚之前，许萌曾幻想过自己理想的婚姻生活——每天早起去跑步，跑完回来给孩子和先生做早餐。等下班以后，大家吃完晚饭一起散步，聊聊天做游戏。这样的生活，源于她小时候的美好记忆。那时，父母对她要求还不是那么严格。父亲经常带她去打羽毛球，周末一家人也会一起逛公园。可是这样的生活，许萌自己的小家庭一点也没有过上。许萌说，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经历，她的人生可能是“小公主”的人设，找到一个很宠她的男人过一辈子。“如今，我20多岁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30岁的痛苦和纠结也过去了，我39岁，即将迎来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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