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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房.空气:中国城市“伪中产”集体焦虑

2017年1月5日 来源:老冀博客

这是一个光鲜的群体,多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热爱知识和学习,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一切为了孩子

50多平方米的学区房,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90年代的装修,为了让孩子每天早上多睡1小时,在外企工作的梁娜把家从郊区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到能望见学校操场的“老破小”学区房,害怕装修污染影响孩子健康,甚至不敢给房子装修。

为给孩子好的语言环境,梁娜在孩子幼儿园时就到处在家中贴上英文,而且还“规定”每天吃饭时全家都要说英文,这难不倒中学英语教师出身的梁娜妈妈,可苦了梁娜爸爸。白天孩子去上学时,梁娜妈妈一边做家务,一边放上入门级的英语教学带,“监督”梁娜爸爸学习。

如同梁娜,大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原本希望自己曾经缺失的快乐童年能“弥补”给下一代,让他们自由选择课后和周末的生活。但在育儿时,他们改变了主意,“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同学个个琴棋书画英文武术全能,我们家宝宝不但文艺表演只能当观众,而且连识字唱英文歌都不如别人。”年轻妈妈张莹莹看到幼儿园“同窗”竞争激烈,最终走上“虎妈”的道路,“在大城市,大家都补课,我们孩子如果不补课,将来可能只能考个二流大学,我肯定有落差,还有负罪感。”

“虎爸”“虎妈”对下一代“出人头地”的期待,让中国成为留学生第一大输出国,还助推出一个巨大的培训市场。上海社科院2016年7月发布的“民生民意调查报告”显示,2000多个受访对象中,逾六成上海家庭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例超过15%。

追房价的人

有人调侃:“2016年涨得最快的是房价,跌得最快的是股票。”一边是部分城市房价尤其是学区房节节攀高,购房经济压力随之加大;一边是居民理财渠道乏力,中等收入群体想要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并不容易。

提起学区房,梁娜爱恨交加。恨的是,学区房价格畸高,自己去年咬咬牙买下的“老破小”,单价都要十几万元;爱的是,学区房保值,从2015年到2016年“账面价值”涨了三成。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11.1%的上海市民为子女择校而特意购买“学区房”,其中,年收入20.1万元以上的家庭中,近三成特意购买了“学区房”。

如果说已婚已育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学区房而焦虑,那么,刚刚走出校门的“预备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感来源于首套房。“预备中等收入群体”是近期的网络热词,被用来称呼从985、211高校毕业、却对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望洋兴叹”的高材生。伴随着去年以来大城市房价的新一轮上涨,他们想要落脚大城市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

“刷屏”朋友圈的《名牌大学生为何愤懑焦虑?》直言,这部分人群“转正”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出现“凝滞”,与十年前毕业的学长相比,他们购房较难,心生焦虑。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调查显示,租住宿舍、租住商品房居民,自我认同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分别为19.6%和12.6%,而已购商品房居民,自我认同率高得多,达到35.2%。

逃离北上广

曾经被视为“软条件”的环境也已成为引起中等收入人群焦虑的因素。他们坦言自己离开大城市,移居环境优美着称的地方生活,或是干脆移民国外的一大驱动因素就是环境。

“沙尘暴我忍了多年,每年春天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雾霾我真的受不了。”黄晓月在国外本科毕业后回京工作,这两年的冬天,她遇到重度雾霾每每“难受得不能自理”,再三权衡之下“一狠心”移民去了比北京工作“差得远”的新西兰。

在大理开客栈的陈姐曾经是跨国公司的中层干部,“孩子送出国”后就和丈夫一起从北京移居云南。如今,陈姐着手筹备第二家客栈,在附近“开发程度低一些”的古镇里寻找合适的院落。“在热爱的城市,看美丽的风景,做喜欢的事,何乐而不为?”

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选择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从都市“逃离”,过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暂时告别焦虑。有人背上行囊,避开污染和雾霾,去机场展开一次没有目的地的飞行,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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